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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事偶拾

1970年代前期,“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浪头已经过去,不过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依旧势头不减,而且无远弗届。
 
我的家乡,胶东沿海的一个叫做姜格庄的村子,也不避偏远地经历着一场又一场运动的“洗礼”—— 批林批孔,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此起彼伏,不一而足。运动之中,我们村忽然时来运转,在山东省出了一个大风头。至今忆起,仍然回味无穷。
 
我们村是个大村,当时人口已经三千有余了。全村人家清一色,都姓贺。不叫“贺格庄”而叫“姜格庄”,据说是因为土著姜姓被移民贺姓给鹊巢鸠占了。村系公社机关所在地,属全公社政治、文化和贸易中心,只是原来的重要性只体现在公社范围内而已。
 
“文革”时代,村党总支书记是全国民兵英雄,据说还到北京受到过伟大领袖的接见。他特别喜好文艺,在村里组织了颇具规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购置了全套的中西乐器。村子大,各种人才也相对多些,居然可以全本地演出好几出样板戏。宣传队之外,书记又花样翻新,建图书馆,办广播站,修起灯光体育场,开设政治夜校,甚至推行火葬,建了一座“劳动人民纪念堂”用来放置骨灰盒。这样一来,村里的各种文化活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而且很快就远近闻名了。1974年,江青在天津树立了小靳庄这个乡村文化建设的先进典型。山东省革委会白主任到我们村考察一番,很满意,赞曰“山东的小靳庄”,随后又宣布作为山东对外开放单位。这一下名声大振,引来八方看客,百般新事。
 
新华社派驻记者在村中常驻。一批批外宾来村里参观,了解经过“文革战斗洗礼”的农村发生的巨变。记得当年的法中友协会长马季乔夫人还专程来村住了半年,作参与式考察。省地两级文艺团体不断地来演出。电影《闪闪的红星》在山东的首映放在了我们村,至今我还记得那天在茫茫大雪之中看电影的场景。
 
成为这种知名村庄让村民们眼界大开,也油然升起一种自豪感。图书馆里可以借书,激发了一些年轻人的阅读兴趣,尽管大多是浩然、张永枚这样的红色作家的作品。看电影也许是村民们最欢迎的娱乐了。只是那时电影太单调,除了发布时事新闻的《新闻简报》外,无非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青松岭》、《春苗》、《火红的年代》一类的故事片,反复上映的样板戏,还有朝鲜的《卖花姑娘》一类,所谓“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又哭又笑,中国的新闻简报”。记得“票房”最差的是芭蕾舞剧《白毛女》,村民们怎么也无法欣赏踮着脚尖跳来跳去,话也没有几句的什么芭蕾舞,看了半天,那喜儿或大春也没“扒”出什么“雷”来。演出不过半,人就走空了,放映员也只好尴尬地收场回家。
 
先进村庄的另一壮举是普及了高中教育。不过,那是一种劣质的普及,把原先初中学历的学校提升为“九年一贯制”的层次,教高中的老师都是此前教初中的那些。村里规定:本村每个孩子都可以义务读到高中毕业,代价是每个人也只允许在本村学校即姜格庄联中读高中,不得进入县立高中读书。教师层次不够,加上“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我们的高中阶段就在造反、学剪果树枝和零星地上点课中间度过。回想起来,当时我承担的一份任务给了我很大帮助。每天中午放学后,我就到邮局取学校订的几份报纸,回到家,吃过午饭后,利用午间时间把报纸粗读一过。那时的报纸内容贫瘠,谎言充斥,不过两年多时间下来,或许还是多少提高了自己对于文字的感受和运用能力。结果,1978年高考,我成为全年级近百名学生里惟一考上大学的人。
 
后来,“文革”结束,村里热闹的气氛渐渐散去。外宾不来了,记者也班师回京,样板戏自然也消失了。土地包产到户,村民们获得了种植上的自主权,集体活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物质生活品质也改善了,一年到头都吃小麦,不用再吃我最憎恨的地瓜[红薯]了。昔日高官小轿车,开入寻常干部家。只是,过去那种集体生活的乐趣也消失了。几年前,我回乡,一位高中同学谈起今昔之比:“现在吃穿方面都是好多了,也自由,不过,从前大家在一起打打闹闹的,多有意思啊!”
 
他说话时那迷茫的眼神让我久久不能忘记。这的确是个很困难的问题。
 
原载章诒和、贺卫方:《四手联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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