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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路途起步时

长长路途起步时

为张思之先生九十华诞而作

贺卫方

长长路途起步时
张思之先生(2011年6月,贺卫方摄)
 

跟张思之先生接触久了,不免对老人家的为人处世风格有一些观察,发现他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作为律师,他坚守法律准则,同时也对人性弱点和人在具体环境下的困难有宽容的理解。他对法律职业的价值目标毫不含糊,但总是努力把这种理念不留痕迹地融入到更具技术性的法言法语之中。他为人谦和,对我们这样的晚辈极尽礼道,从不盛气凌人。但是,面对权势人士,永远是傲骨峥嵘,威武不屈。无论是法庭辩词,还是文章写作,他都思维严谨,推理精致,却一点也不妨碍其中的文采华茂和笔端深情。在同一辈法律人中,他风格独立,卓尔不群,称之为“独行侠”一点也不过分,与此同时又注重团队合作,对案件代理擅长谋篇布局,极具战略头脑。他不拘小节,又注重细节。他是众人聚会时的老顽童和开心果,插科打诨,让每个人都满怀喜悦,不过他又是最真诚和直率的诤友,对任何不当的行为,都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常想,老先生这种超拔卓越而又清新可亲的品格究竟源自何处?在读他的口述自传《行者思之》的过程中,一些疑问似乎得到了一些解释的线索。

 

家庭

 

首先当然是他的家庭。父亲是职业学校出身的医生,头衔说出来吓死人:“豫陕中央医院”院长!其实不过那只是一个私人开设在陕州(现三门峡)的一间小医院院长而已。尽管父亲及其朋友在思之先生的成长过程中作用很大,但他对父亲似乎只是敬而不亲,书中描写他读中学时因两门课程考试不及格而遭父亲“笞刑”——用泡过的藤条打屁股——的情形令人印象深刻:父亲反锁了门,两个弟弟在旁边“监刑”(实则是被震慑),受刑者在里面声声哀嚎,母亲在门外哭泣,那苦楚真是够思之先生记一辈子的了。

 

不过,在家庭之外,张老的父亲似乎也很有领袖的天分。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豫陕中央医院院长的“官职”。当他们因日本侵华而逃难四川绵阳后,一个外省人,开个小诊所,短短三年后就荣膺本地医师公会会长,何其不易。这是由于他的正直和认真,“他在社会上,一百个人里会有一百个人说他的好”。另外,当年送子从军,全家合影,父亲身着西装,打着领带,仪态庄严。张老一辈子对仪表服饰的严格讲求是否也有一点父亲的遗传?

 

从全家福照片里可以看出,张老长相特别像母亲。“母亲聪慧善良,待人宽厚。从来没见她同人发生过争吵。她有六个儿媳妇,个个都处得挺好”。实际上,姑妈却是对少年时代的他影响最大的人,也是情感最深的亲人。由于从小就跟姑妈生活在一起,思之先生称之为“养我有恩,爱我胜母的姑妈”。“她敢讲心里话,敢打抱不平,够得上天地不怕……我这一生的不少习惯受她影响。上学会早起,到校要干事,晨起需喝茶,喝好茶。”爱清洁的习惯也部分地来自于姑妈的影响。

 

中学

 

我注意到,张老从小读书起,有个特点,就是没有拿过一个正儿八经的毕业文凭。但是,他所接受的那种教育环境之特殊、层次之高却是令人感叹的。

 

他的中小学教育一直在颠沛流离的状态进行。他在四川绵阳读初中,那个国立六中,原是从山东菏泽逃离到河南许昌,再到湖北郧阳,最后落脚四川绵阳,是所谓流亡中学。来自不同地方的孩子们在师长们带领下,背井离乡,备尽磨难。到了四川,总算可以安顿下来,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继续课业。张老在这里成为这些籍贯各异的同学中的一员。这样的学校最可想象的一个气氛是充满着家国之忧。战争、逃难、死亡、乡愁、对入侵者的仇恨,充溢在那些幼小的心灵中。我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最感人的也是描写那些山东、河南流亡学生的篇章。

 

中学期间的同学却来自不同省份,这在和平时代也是很少见的。语言、习俗等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参差多样,少年时代就具有了相当开阔的文化视界与体察。张老虽然生于河南,但是他那一口娴熟优雅的四川方言听起来,那真是相当地地道、安逸和巴适。我有幸跟他一起到烟台,到德国和俄罗斯,老人家入境随俗,言行在礼,对于各种不同的地方规矩、饮食差异、方言土语都很能适应,不仅适应,而且还很享受,让东道主欢喜异常。这种对异文化的宽广胸怀不能不说是跟他少年时代的成长环境关系密切。

 

不仅如此,更让我们惊异的是张老的中学老师。初中时,他的英文老师是北大西语系出身的马观海,教了整整三年。此期间奠定的英文基础后来在报考朝阳大学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数学只考了五分,靠着英文和其他科目的高分才被录取。国文老师是名闻鲁西教育界的王资愚。王先生要求学生背诵古文名篇,因此至今张老仍然能够背诵《长恨歌》、《琵琶行》以及袁枚的《祭妹文》。国文教学最能激发学生的国族情感,王先生给学生朗读东坡词,朗诵李后主,读到“故国不堪回首”,语气哽咽,学生们不禁为之动容。到了高中,他的国文老师是东北大学青年教授、战后以杜诗研究而驰名的傅庚生,他讲课生动传神,讲解诗作时所使用的语言也是诗意浓浓,令人沉醉。张老回顾道:“先生指导初学者该用怎样的态度和方法精研佳作,使我终生受益,真是何其难得!”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的苦难,但是兵连祸结之中,却能激发一种生于忧患、坚卓不屈的精神力,也会发生一些承平时代少有的偶发事件。过去,我们对于国难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有很多的了解,但是,内迁中学的情况却不大为人所知。像张老的经历那样,如此强大的教师阵容到初中高中教学,这也跟战时流亡导致的大学及教师们的处境变异密不可分。后来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是反右运动之后。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被“下放”——其实是流放——到穷乡僻壤和边疆野地,一些大学教授被迫变成了中学教师的时代。

 

祸福倚伏,此之谓乎!

 

从军

 

“一寸江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安静校园的围墙挡不住英雄少年投笔从戎的激情。张老的高中没有读完,刚刚过了十六岁生日,就自作主张报名参军,短期训练之后,远赴印度,成了中国远征军独立炮兵团特务连的一名上士。时间已经接近抗战后期,这个小兵除了离开军队回绵阳读高中的路途上见过日军俘虏外,好像没有直接跟日军碰面或交战。但是,这一段不长的军旅生涯还是给他的人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描述新兵训练时的一件“奇事”:

 

受训期间有一门室内课相当特殊,Western manner,西方礼仪。你想,军事训练那么短促,那么紧张,还专门抽出一个星期,每日半天专门学习西方礼仪。“你们是国家的精英啊,出去马马虎虎的可不行。”我懂得仪表重要,包括多少知道一点怎样使用刀叉,始于此时。我欣赏优雅风度,至今不改。

 

到了印度后,那样的国际化环境,又有美国方面给予的丰富物资配备,咖啡、牛油,巧克力,口香糖,不一而足。“后来特别爱吃牛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每到西方国家或会见外来访客,何以如此谙熟西洋礼仪,尊重人际规则。此外,军人对风纪的讲求,也让张老姿态风度与众不同,即便成了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是腰板挺直,表情庄重,不怒自威。在远征军中所得到的美军物质供应,不仅让他“养得白白胖胖的”,更重要的是,亲身感受到的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支援更让他保持了对美国这个国家长久的尊重。到了1980年代,有机会亲访新大陆,与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Warren E. Burger)交谈,旁听美国法庭审判,对于美国体制尤其是法治的真谛有了深入观察和思考,强化了他对法治、人权、无罪推定以及程序正义这些普世价值的信念。

 

运动

 

张老人生“长长的路”,在人格形成期最重要的前三十年里,很特殊的一个塑造因素是1949年之后所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

 

1947年考入朝阳大学学习法律,他被人“打个招呼就入党”,期间积极地参加共产党在学校里的政治活动,结果导致尚未毕业就逃离校园,进入共产党机关。在那个江山易帜的关键时刻,成为新政权接受旧司法的一个成员。

 

新法院成立后,旧推事一概留用,但是要在接管者的监督下审理案件。在这一段作为监督者的时光里,二十出头的张老似乎真正成了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虚心地向那些老推事们学习法律职业的最关键的知识和技能:

 

我呢,不管他们怎么看怎么说,私心里真想学点东西,表面上是“监督”,实际上是“偷艺”。他们如何开庭,如何审案,如何推理,特别是完成审理程序之后怎样下判,都学。他们判词“理由”部分,即论证部分,如何开头,很有讲究,可以说是各有其妙。总之,我由此悟得,法律除了阶级性,还有继承性。他们够得上我的启蒙老师。

 

好景不长。随着“镇反”、“三反”以及1952年以反专业化为目标的所谓司法改革运动的进展,旧司法人员遭到驱逐,法院里的气氛已经寒风阵阵,批斗不断。张老的回忆录里十分难得地重现了北京法院那一段生动鲜活的历史,让读者感同身受地理解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法官连同他的法治理想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灾难深渊的。

 

“下大雨,刮大风。小树连根拔,大树大鞠躬。”

 

用陈之藩先生文章里说过的这句话形容新政权建政后知识分子的遭遇再形象不过了。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外部恶劣的政治气氛加上内部复杂的勾心斗角,张老的处境是愈发危难了。总而言之,是从一个“革命同志”逐渐地边缘化,被揭发,受诬陷,挨批斗,遭处分。人生仿佛一只惊涛骇浪里的小船,他凭着自己的勇气、智慧以及运气,奋尽洪荒之力让这个小船不至于翻沉。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幸免,以“京城律师界头号右派”而变成了新政权的敌人。

 

回过头来看,多少人未能渡过那些激流险滩,遭到灭顶之灾。与那些被折磨而早逝的人们比较,张老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活过来了!带着劫后重生的热情,他参与了后文革时代律师职业的重建,他重归律师职业,代理了一系列举世关注的案件,他让中国律师有了国际声誉和尊严,他成为法律界的一个老英雄。磨难给他的不是挫败和退缩,反而是对理想更执着的追求;风浪让他更清楚地洞察那些暗礁和险滩的所在,他不断地通过诉讼代理和案外呐喊,告诫世人不可重蹈覆辙。这位受尽磨难的老律师已经成为一座灯塔,引领着这个国家法治的正确航程。

 

现在,老英雄已经年届九十,早年的种种经历已经化作一种巨大的精神力,感召着法律界的后来者,当然也化作他本人继续奋进、探索前行的动力。

 

十年前,在张老八十寿辰时,我曾经有四首不讲平仄的打油诗表达自己的祝福,现将第四首修改若干字再用在这里,作为九十大寿的庆祝和期盼:

 

休言耄耋已高龄,

酒后红颜赛稚童。

永不告别公莫忘,

同行直到法治成。

 

2016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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